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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我爱母亲曾经有过的幸福生活散文

上一章← 章节目录 →下一章2019.08.31

母亲七岁开始念书,去村上开办了公家学堂。当时,日本正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母亲出生的小村子也没有逃离战争的火光。日本人的战斗机天天在村子的上空盘旋,刮得瓦片到处飞,上学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学堂里的先生是个厉害人,飞机再怎么飞不是没掉下来吗?该上学堂还是要上学堂的,是不是?学生哪个敢说不是,先生手里的板子向来六亲不认。

某一天,学堂先生走在路上,祸从天降,一颗突然掉下来的炸弹落在先生眼前,一棵百年的老树顷刻间炸飞,飞起的土屑险些把先生活埋了。先生当时就吓傻了,连滚带爬地摸进学校,三天三夜找不着北,从此再不强求学生按时上课。

老师知道害怕,小孩子不知道,尤其是那些不知深浅的半大小子,放学的路上大呼小叫地跟着飞机跑。女娃子不敢,飞机一来,吓得见空就钻,有的连学堂也不敢去了。屯子里一直驻扎着军队,母亲至今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军队。今天这个来了,明天那个走了,一拨又一拨的,百姓也闹不清谁是谁,反正都打鬼子。一直到日本鬼子投降,老百姓以为可以喘口气了,不料,内战又起来了。这回弄明白了,国民党打共产党,自己人打自己人,和曹操打刘备一样,谁都不含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谁死谁活,都关系到百姓的安危,一直打到打人的逃到台湾,被打的夺取政权,这样稀哩哗啦的,又是几年过去了。母亲的读书生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渡过,读完小学,就算读到了头。

母亲一生所受的所谓的正规教育,对后来的生活基本上没起作用。换句话说,学堂不过是另一个玩的地方。母亲一生除了写自己的名字顺溜,上厕所分得清男女,再往下,读书看报连想都不想了。

当时,姥爷家开馍馍坊,孩子长十二三岁,就不再读书,尤其是女孩子。在乡下,女娃子能识几个字就已经不错了,有的连学堂都没进去过呢。不过,即使上了学堂,也没啥大变化,孩子本身不懂如何要求自己,大人又常常是兴之所致,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小孩子平日里有的吃,有的穿,再有的玩,哪里还会多想。站得高才能望得远,黄土垅中求生存的父辈们高又能高到哪里呢。

姥爷家的生意做得红火,口碑好,逢年节,尤其是春节,进了腊月门儿开始,十里八村的乡亲不管远近,都乐意赶着马车牛车来姥爷家换馍馍。换馍馍的队伍排得老长,场面可壮观了。姥爷很威风,不管来多少人都不慌不忙,从容支派,进账出账,算盘打得哗哗响。

一个乡里住着的乡人,深更半夜的摸来,在粮囤外面的墙上凿窟窿,连偷带祸害,一宿时间,半囤小麦没了。

家人气不过,姥爷更是按捺不住,敲着铁盆,在屯子里转着圈儿骂三天,没有人敢出来应声。乡里乡亲的,谁人啥样,心里明镜似的,揭了谁的短,谁都不好过,必竟还要在眼皮底下活人。姥爷一家全是厚道人,这样骂一骂,出了心头的恶气,便不再往下追究了。

再怎么样,生意还得做。

那时候的馒头和现在的机器做出来的馒头在工艺没法比。电视连续剧《水浒传》中有一场戏:藩金莲坐在一根木杠子上,抬起来压下去的,当时不清楚是干什么。武大郎沿街吆喝,卖炊饼卖炊饼,以为是烤饼,镜头滑过去,也没有看清那饼长什么样子。现在知道,炊饼是馒头,原来,漂亮的藩金莲是在做馒头。母亲小时候也像那样压过,看姥爷压,上去凑热闹,因为身体轻,杠子重,撅在上面压下不来。

娇俏撩人的藩金莲在灶房子里劳动,无疑是形象而生动的,比较想来,幼年的母亲一定也不逊色。母亲扎着小辫子吗?穿着花衣裳吗?头上是否包着蓝花头巾?母亲没有说。

说起往事,母亲的眼睛亮晶晶的。母亲说,那样压过的面蒸出来的馒头,熟了像棉花一样,宣腾腾的,抓在手里一个团,松开手又回去了,吃着又香又爽口。

母亲还提到,刚出笼的馍馍还要用“龙”磺熏,熏了更白了。我反复地问母亲,是“龙”磺还是硫磺。母亲肯定地说是“龙磺”,我觉得应该是硫磺,是母亲的口误,母亲的语言都是从耳朵获取的,而方言有点以讹传讹,这也怪不得母亲。

这样说,过去曾用硫磺熏过馒头,和现在人用硫磺熏生姜和泡海鲜一样,目的都是为了好看,但是,这样做,其实很害人。在吃上,我们一向讲究“色香味”,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色、香、味三字,色却为首,其次才是香和味儿。色是用来看的,眼睛吃不得,何苦惹这些麻烦。偏是眼睛霸道,只有它看好了,然后才是嘴巴。嘴巴有点甜头就不辨是非,胃是君子,给什么装什么。在“色香味”,精神的作用仿佛才是第一,而中心的“吃”,倒显得次要了。

细算一下,从老祖宗开始,吃一直是门学问。学问的积累也是从眼睛起,经过嘴巴验证,再通过脑子提炼,最后才落实书本上的。一日三餐,上下五千年,上到皇帝下到黎民,吃学问喝学问,哪怕一杯凉水,搁上几片湛青的叶子,又变成了茶学问。学问累积多了,这样那样的摆在那里,哪还有功夫验证有害无害的。再说,学问的流通也有个渠道问题,七拐八拐的,难免伤风感冒,变形走样也是情理中的事。能在黑乎乎的宅子里吃上雪花般的馍馍,仿佛是给皇帝都不做的神仙日子,哪还计较有毒没毒的事。现在的馒头也好,依然棉花似的白,现代人比过去的人聪明了,发明了增白剂,直接加到面里。时代不同了,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都是变着法的自虐。

母亲当然是否认害人一说的。不管日常生活在吃上怎么讲究科学和精细,都不能改变她的初衷。她还讲,现在的人已经想着往回活了,不是有人在想着吃糠了吗,老办法还是好的。

很多事,还真的不能和母亲较真。孝顺一词里的“顺”,就是顺从的意思。

母亲小时候虽然享福,也很辛苦的,吃好的,穿好的都是用劳动换来的。

那时候,家里人无论大小,每天天不亮起床,迅速开始一天的劳作。大姥姥,姥爷,姥姥,大姨,母亲,小姨,堂舅,均有明确的分工。和面,压面,揪面,揉面,熏蒸,出笼,忙起来谁都别想偷奸耍滑,热气腾腾的灶房象一座小型加工厂,每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零部件。

母亲经常提到她的堂兄。堂舅大母亲几岁,是大姥爷家的独苗,虽然和母亲一个屋檐下长大,却很嚣张跋扈。大姥爷和大姥姥很娇惯这个孩子。大姥爷每天负责去集市上卖馍馍,回来时,常买些点心果子私底下堂舅吃。堂舅吃的时候却不避人,还不懂事的小舅吃不了下眼食,问他要,他不给,大姥爷和大姥姥只当没看见。

姥姥、姥爷虽然不满,却不敢表现出来。

因为生意是一起的,姥爷这一支孩子多,大舅又念书,小舅还小,三个姑娘虽然参与劳作,还有三张嘴要吃要喝,大姥爷多花伙里的钱,姥爷姥姥不能说什么,孩子受些委屈就受些委屈吧。

姥姥每天把活儿拾掇利索,赶紧招呼孩子们回自己屋。孩子们呆在屋里不出去。呆在房里谁也闲不着,跟着姥姥学纺线织布,纳鞋底儿,剪窗花,一样样的,都是功夫活,磨一磨时间就过去了。小舅舅不消停,玩腻了,便赖在姥姥身边嚷嚷着听故事。

姥姥会讲故事,在乡下,像姥姥那样的老妈妈,都会讲古的,而且讲得绘声绘色。故事不稀奇,不管讲多少个,主人公千篇一律,一色是英俊且善良的小伙子,还要家境贫寒,还要一个人孤苦无依地过日子。天可怜见,某一天,突然遇见一位美丽富贵的 ,不明所以地爱上他,一定还要嫁给他。这些 大都是来历不明,河里的鱼呀,画中的人呀,洞里的蛇呀等等,全部摇身一变,都能变成天仙一样的 。天仙一样的 要嫁给贫穷的小伙子,小伙子哪还会有二话,就是做梦娶媳妇也做不到这样的好事。故事讲到这里,一般就结束了。

这样的故事,不能接着讲的。穿着绫罗绸缎,戴着金银珠宝的 换上粗布衣裳洗衣煮饭,躬耕于田园,怎么想都不现实,打住最好。

姥姥是在无休止的、繁冗的劳作中腾出心思讲故事的,而且讲得很动情。我不清楚姥姥对民间传说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根本就没有态度,她不过是把听来的再说出去,一辈一辈都是这样过来的。孩子在长辈营造的氛围中长大,而质朴辛劳的乡间生活,永远只有故事的流传,却不见真实的再现。母亲学着姥姥,仍然没有判断只有记忆,很多的民间故事背后,其实说的不过是底层百姓对富贵生活的异想天开。谁见过河里真的走出来过 ,墙上飞下来了神仙呢。

我对母亲说起儿时的表情很着迷,愿意相信儿时的母亲是快乐和幸福的。母亲对人生的理解,不是从起跑线上开始的,甚至觉得,母亲对人生根本不去理解。快乐是比较出来的,母亲为我描述画面应该是幸福的,我也想走进去。

母亲和伙伴们在一起,比着劲儿做女红的情景是值得羡慕的,勾活、刺活、挑活、缝活,剪子功夫,比a、o、e、点、横、竖操作起来生动。还有剪纸,放鞋面上的,放窗户上的,心里有多漂亮的心思都可以尽情地释放出来。

母亲的手巧,剪出来的窗花没有人可比。贴窗花是旧时过年的习俗,过年的时候,是一道醒目的风景。谁家的窗花贴得漂亮,谁家一定出巧女的。

母亲家的窗花漂亮。村里有人传说,谁能比过王家的二丫头,准能找个好婆家!母亲就是王家的二丫头。

王家的二丫头嫁人了,嫁了三里地以外的窦庙儿庄唯一的高材生——上过国高,当了教书先生的我的父亲。按村民的说法,母亲算是嫁得好了。而母亲是不是真的嫁得好,这个好该以什么为标准,命运是不是有把尺子,提前把漫长的岁月量一量,看准了才开始呢。

母亲在婆家过的头一个春节,大年初一吃窝头儿。一桌子的人吃饭,别人吃饺子,新媳妇吃棒子面窝头。奶奶虽然没有明说,摆明窝头儿就是给媳妇吃的。老的不吃,老人是要孝敬的;男人不吃,男人是至尊的;剩下的就是媳妇了,尤其是新媳妇。直肠子的大娘不吃窝头,吃饺子,眼皮不抬,凭什么吃不得。母亲吃。不吃让人笑话。很多规矩就是给女人订的,尤其是刚过门的媳妇。可是,那饭不好吃,嚼得再细,还是堵在喉咙口。眼泪在眼圈里打转,忍着不能掉下来。

母亲到现在,提起这件事,仍觉得委屈。母亲不明白,女人何苦和女人过不去呢,婆婆不也是从小媳妇熬过来的,为什么把自己受过的挫折像接力棒一样地传下去,像恶性循环,一辈儿一辈儿的,再也找不到幸福的女人。

当时,母亲的娘家也不好过了。全家老小累死累活赚来的钱,经过不断地改朝异主,这钱换那钱,一旦消息不灵通,换不及时,钱就成了废纸。花花绿绿的钱币扔了不忍,干脆糊了墙。钱没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馍馍坊跟着也停业了。紧跟着,新的运动又来了。有钱就是有罪。有土地的,先给顶地主帽子戴,有点钱的是富农。母亲家是富农,虽然没有戴着帽子游街,也得低着头做人了。越穷越光荣,人人想着往贫下中农上使劲,个个都想当杨白劳,如果再有个白发苍苍的喜儿,就光荣透顶了。

光荣是光荣,天天吃窝头也没什么,走向共产主义的步子迈得飞快,快得让人晕头转向。眼瞅着好好的麦子往地里倒,心疼呀。但是,这是命令。种一得百,是革命家说的,不是科学家说的。革命家还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突破千斤万斤的不算事,牛都吹上天了,天天盼着天上掉麦子,这样亩产说不定还会翻几翻。新旧社会两重天,敲锣打鼓震天响,总得有点不同的地方。结果,百姓紧着腰带交皇粮,连窝头也没得吃了,改吃野菜馍馍。不仅如此,全国上下,大炼钢铁,大概是钢铁也讲究亩产了,粮食可以年年长,铁不同。家家户户,凡是铁的东西全部上缴,锅也拔了,铲也交了,人人见着铁就眼红,恨不得连女孩子头上的发卡也揪下来充数。有的人暗地里担心,万一小日本再打过来,这手无寸铁的日子,真不知要被人家欺负到哪八国去。锅没了,饭还做不?有办法,怎么变,也不能饿死人的,方针政策还是有的。吃大祸饭,共产主义嘛,就要有个共产的样子。

只要不挨饿,怎么都好。第一次吃大锅饭,母亲一顿吃了七个窝头儿。我当时猜,使劲儿往多了说,才说出五个。母亲说出七个时,我摸了摸胃,它装完七个窝头后,会不会变成汽球呢。我觉得现在肥胖的母亲,和当初吃窝头有关呢。七个窝头儿险些把母亲撑死。七个窝头绝对赶上七块压缩饼干,再饥饿的胃也受不了这样的款待。

和母亲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当了教师的父亲,却吃得比母亲好。生在孔孟之乡,读书人始终受尊敬的。父亲不管在哪个屯子教书,都是到农户家吃派饭。户家有好吃的都紧着先生,先生吃不好会让人笑话。只可惜,父亲幸福的教育生涯持续得非常短暂,至今老人家还念念不忘那段日子。

造化实在弄人,年轻的父亲和那个时代的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对动乱的时势有自己的看法。上级领导下农村调查,动员大家讲实话。父亲年轻气盛,口没遮拦,国事家事,想说的都说了。会前领导讲好的,说什么都行,只要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只要不骂伟大领袖毛主席。

难得给了说话的机会,没想那么多,不仅父亲说了,凡是有点见地的人都说了,说出的话,泼出去的水,再也收不回来了。父亲成了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不折不扣的大右派,保守反动的一派。半年后,父亲停职,下放到田里监督劳动。

共 10106 字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母亲小时候,正赶上兵荒马乱的时代,但姥爷家开馍馍坊,日子过得也还滋润。长大嫁人后又遇上那个动乱的年月,不但饭吃不饱,还因为父亲说了几句实话成了反革命,不得不背井离乡,过着颠沛流离的日子。这样的生活实在谈不上幸福,但坚强的母亲并没有因此被生活压倒,她以一个女人的韧性,顽强地在生活的夹缝中生存。文章语言清新流畅,情感真挚自然,字里行间一个柔弱但又坚强,任劳任怨而又不为命运屈服的母亲形象呼之欲出。母亲的少女时代是安逸而温馨的,家里开馒头坊做馒头的种种经历,包括吃堂兄的下眼食的事,在现在回忆起来都有一种别样的温情。那个凭票供应粮食的年代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我小时候去食堂买馒头的事在那艰苦的岁月中成了令人怀念的一笔。父亲被劳教后的生活是苦难的,母亲一方面要照顾狱中的父亲,尽量替他准备些吃食,另一方面,孤儿寡母的日子也靠她一人打理,母亲的韧性在这一时期充分体现出来,她口挪肚省,为一家的生活奔忙,努力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篇散文,以回忆母亲的一生经历为线索,描写的时间跨度很长,内容涉及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小事,但条理清晰,杂而不乱,读后给人清新自然的感觉。佳作,荐阅。【:素心如玉】

1楼文友: 16: :17 文章文笔清新,读之令人感动。

问好作者,祝创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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